從刑罰原型談特別費中不用單據性質之解釋

人類是社會的動物，為了維護個人間利益之均衡，追求大家皆可接受的最大公眾利益，於是產生了輿論、道德、刑罰等社會制度。其中刑罰的特質有「三最」：最嚴重之反社會行為、最嚴謹界定與最嚴厲之處分。所以刑罰的原型，應是犯罪者之某具體行為，被社會大眾確定其為最嚴重之反社會行為，必須予以最嚴厲之處分，否則無法維護社會公益。理論雖如此，但在技術上，基於社會人口眾多，與人類行為的複雜多樣性等因素，大眾的刑罰意識難以具體確認，於是產生了抽象規範的刑罰條文、訴追裁判機關與執法程序。

上述刑罰的原型與技術性的刑罰制度間，如果有落差，將產生相同的行為，不同的執法者，是否適用刑罰之不同認定，這在法界雖常見，但仍是所有訴追、裁判者的厄夢，現今北檢與南檢就特別費不用單據部份性質之相異解釋，即是這種困境之顯現。

從馬英九因被認定詐領特別費不用單據部份之公款遭起訴後，據報載其民調之支持度與滿意度，仍在五十％以上，有人解讀這是政治操弄，法治教育失敗所致，但事實擺在眼前，接受社會大眾刑罰意識的判斷吧，這是刑罰原型與刑罰制度互相扞格所致。

解決刑罰原型與刑罰制度互相間的扞格，在現有法律制度中早已存有解決之道，只要執法者合情合理適當地解釋犯罪構成要件，與認定被告犯罪故意之有無，相信二者不致於有何矛盾落差。

在解釋首長特別費中不用單據部份之性質時，除了對特別費之源由、實際適用之狀況及已有之爭議予以考量外，最重要的尚需考量大眾的刑罰意識，起訴首長特別費不用單據部份的詐騙或侵占，是否為大眾所認定之最嚴重之反社會行為，必須予以最嚴厲之處分。而在特別費中不用單據部份之性質，仍有嚴重爭議的時候，是否有必要，採用最寬鬆而非最嚴謹之界定，如此均考驗者執法者的智慧。法律不是執法者的專利品，可以脫離大眾的法律感情而單獨存在，在解釋刑法條文時，吾人必須看清刑罰的真實意義。